html模版北京私人博物館票價50元 一天隻有一個遊客


1997年,首批在北京註冊的私人博物館以欣欣向榮之姿出現,20年來,不斷有新力量加入,有的在迅猛發展中日益壯大,但也有不少未能在歷史大潮中激蕩出浪花,面臨關停整改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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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物件小展館 隻能抽空開門迎客

雖然博物館這小房子是街道辦贊助的,經濟上沒有太大壓力,不過王金銘也有力不從心的時候。因博物館免費參觀,沒有任何經濟收入,沒法聘請專職工作人員,加上距離鐘樓很近,一年四季都有很多遊客在胡同裡穿梭,不少遊人都要好奇推開門進來瞅瞅,王金銘又不能整天到晚守在門口,他幹脆把電話號碼寫在門外牌子上,有人呼叫,他就盡量趕過來。但畢竟平時他還有其他工作,隻能抽空來開門迎客,次數太頻繁瞭,他也總感覺有些疲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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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時節的北京很舒服,微風拂過,有人蹬著自行車在胡同裡轉悠。在距離鐘樓不足百米的一條胡同裡,安定門京城老物件陳列室的門臉很不起眼。推門進去,就看見瞭滔滔不絕的王金銘。

銹跡斑斑的駝鈴、木質的鏡支兒、受潮皺邊兒的沙燕兒、漆亮的黑珠算盤、盛水的大缸……陳列室僅30平方米左右,展櫃裡擺、墻上掛、角落裡塞,小屋被各式各樣的展品擠得滿滿當當。王金銘說,別看屋子小,裡邊有從1900年至今的1000多件展品,雖然可能算不上文物,但也有不少年頭瞭。為方便講解,他把這些日常生活中的物件分為飲、食、衣、用、居五個方面。“咱這兒不講究高大上,都是關於咱胡同裡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王金銘從小在胡同裡長大,很早就開始和發小擺弄這些老物件。2002年春節前後,因為城裡禁止燃放煙花爆竹,他和胡同裡幾個發小一合計,將一些收藏的有年頭的香案、花瓶、掛畫、燭臺等擺在瞭胡同邊兒添點兒樂趣。“大傢都覺得稀罕,來看的人特別多。那時候我才覺得,咱這老東西還是有很多人喜歡。”2008年,在東城區安定門街道辦支持下,老物件陳列室正式對外開放,王金銘成瞭義務講解員。

與博物館裡被擱在陳列櫃裡的展品不同,這裡的老物件兒不管是幾十年還是上百年,隻要你感興趣,都可以直接拿在手上把玩。王金銘講解十分有趣,講到“食”的部分,他會把一個竹條編制的保溫桶挎在胳膊上,模仿步履蹣跚又有些駝背的老太太樣子,壓著嗓子喊著“冰棍兒,奶油,小豆冰棍兒……”講到“用”的部分時,他又搖起一個手搖貨郎鼓,吆喝起“打梳頭油買網子 買雪花膏買刨花 外帶針頭線腦兒 ”來,好似真的挑著擔子在胡同裡叫賣的貨郎。“為什麼要賣刨花兒呢?”有年輕女子疑惑問道,王金銘講,木匠用推子從木頭上推下的刨花兒自然卷曲,“你們女人最愛美,那時候就用這個來卷頭發。”

近年來,胡同裡的叫賣聲早已消失,不少老物件也在傢傢戶戶上樓時被遺棄。“我去拆遷工地上發現好好的隔扇被壓得不像樣子,心疼死瞭。”老房子、老物件兒消失的越來越多,促使他和幾個朋友開起瞭這傢陳列室,王金銘說,大樓越蓋越多,他卻希望人們能夠從他收拾的這些“破爛”裡,更深入瞭解老北京人的生活。

“提起北京來,大傢想到的都是皇傢文化,但皇傢文化並不能代表北京,那些最頂尖的文化和藝術,都是靠咱這廣泛又不起眼的民間文化來托著的,所以我覺得我做這事兒很有意義。”王金銘說。近兩年,他還用演出的方式將老北京的叫賣聲等編成節目、搬上電視,有人聊起來他總忍不住要炫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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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陶文明博物館 一天隻有一個遊客

位於大觀園邊上的古陶文明博物館算是北京私人博物館的“排頭兵”。早在1997年,前館長路東之一手創辦瞭古陶文明博物館,它也是北京第一批民辦博物館。

20年來,不少人跨過瞭這二層仿古建築的朱紅門檻,浸潤到陶器的古樸歷史中。其中不乏黃永玉、王蒙、單霽翔、任繼愈等文史界名人,也有比利時、法國、日本等國傢遠道而來的客人。

記者去拜訪古陶文明博物館時正是工作日的下午,與墻上張貼的熱鬧合影不同,館內略顯冷清,僅有一位參觀者。館內展品近3000件,分為古陶序列、彩陶淵藪、瓦當大觀、封泥絕響四個部分。相比起一般博物館,此處佈展十分細致,幾乎每一片瓦當、每一個封泥旁邊都有相應的拓片,歪歪扭扭的文字一筆一畫描摹著不同的歷史。據路東之妻子、現任館長董瑞介紹,展館皆由路東之一人佈置,看展從細節處便可見到其用心程度。

館內的另一大特點是充滿瞭創辦人路東之的個人印記。“我曾在劉邦後院的廢址上撿到半片陶臉,我看到瞭兩千年前的眼淚凝固在上面……”墻上的一首詩《給天下美女》如此寫道。旁邊恰粘著一個陶質人臉,整體毫不違和。不管是一進展館看到的現代打字機和古陶發生別樣碰撞的裝置藝術,還是展覽過程中在古陶旁搭配的大面積綠色抽象油畫和現代詩歌,這些特殊,都讓這個博物館有瞭別樣韻味。

唯一的參觀者老張是山西人,他來京遊玩,在朋友推薦下來到這傢博物館。當日上午,他花瞭50元購買門票,在館裡看瞭整整一上午,中午出去一遭,下午又折回來館裡繼續看。老張說,雖然門票並不便宜,把很多人擋在瞭門外,但他覺得這50元挺值。“我逛瞭全國好幾十傢博物館瞭,這裡的陶器都很專,瓦當和封泥可以說是最全的,好東西真不少。”

老張喜歡逛博物館,更喜歡逛私人博物館。相比起鐘樓旁王金銘的侃侃而談,這館裡卻分外安靜,沒有多餘一絲雜音。老張說他就喜歡這種感覺。“不像那種大的博物館,這裡沒有小孩兒跑來跑去,也沒有人在旁邊吵鬧擁擠,隻要你喜歡,你可以沉浸在其中大半天都不用出來。”對於館內具有個人特色的部分,老張也甘之如飴,覺得在陶器展館裡看到抽象畫,很有意思。

但這安靜卻不是館長董瑞想要看到的情景,因博物館在一條胡同裡,位置稍偏,平時遊客較少,“收費”兩個字更是讓很多有意進來瞅瞅的人停下腳步。“租用場地加亂七八糟的費用,我們每年都是幾十萬的開支,有時候一天的參觀人數就一兩個,這麼些年一直都是貼錢在做這事兒。”

目前,除瞭依舊延續一層的售賣區,博物館還在每周末舉辦起瞭“古陶課堂傳拓工坊”,董瑞在每周末向報名參加活動的傢長和孩子們教授拓片的相關知識和技藝,她說在增加博物館人流量的同時,也能夠讓下一代瞭解一些相關的知識。

董瑞介紹,此前,博物館也曾分兩次得到屬地文化委員會和國傢文物局共30萬元的扶持資金,但這數字連博物館一年的開支都不夠。為減少運營壓力,400平方米的展館除瞭董瑞外僅有一名工作人員,盡管博物館門票在多年前從20元漲到瞭50元,但這些舉措在龐大的開支面前實在太過微不足道。原本博物館就屬於民辦非企業,因缺少資金扶持,日常維護和博物館發展、擴大都受到很大影響。盡管館內藏品都十分珍貴,市場上也高價難求,但董瑞說,亡夫幾乎將所有的金錢和精力都花費在瞭這些藏品上,無論如何也不會將這些展品作為商品售出,隻希望能一直展下去。

2015年施行的《博物館條例》,讓一些私人博物館的身份得以明確,但它們扮演的究竟是怎樣的社會角色?未來將如何更好持續發展?多年來,答案似乎並不十分明確。

你會購票參觀嗎?

科舉匾額博物館 一看收費遊客拔腿就走

71歲的姚遠利收藏瞭600多副匾額並親自佈置瞭3000多平米的展館,2009年在高碑店村華夏民族園附近創辦瞭科舉匾額博物館。同樣作為“腰纏萬貫”但又“身無分文”的收藏傢,他不願意售出任何一個自己的寶貝。“人傢都是挑好的買,如果一個博物館裡,頂好的都被人給買走瞭,那這館還有什麼看頭呢?”

造訪科舉匾額博物館,同樣是在一個下午。博物館外看是一個很大的二層仿古院落,屋脊吻獸俱全,看起來很是氣派。博物館的大門處,左右各立著一個從乾隆四公主墓地發現的3米多高的文武官石像生,二人分著朝服、盔甲筆挺而立,不怒自威。博物館的大門是一座明代無字石牌樓,上刻著的鳳凰、麒麟、獅子、仙鶴等栩栩如生,十分精美。

記者推門而入,旁邊雖張貼“門票40元”,但博物館售票窗口內並沒有人,售票的小房子裡也落灰上鎖。在樓裡邊呆瞭近兩小時,記者見四五次有人嘗試進來,一個看門的Benz iphone接汽車音響老頭上前說“要買票”,對方聽罷都悻悻而去,無一人購票參觀。

一位工作人員介紹,館內日常的日子也並不好過,除瞭對匾額本身很感興趣專程來參觀的人,過往的路人、遊客很少有人會購票參觀。“大傢好像都是這種心態,免費瞭就看看,一說掏錢,98%的人都拔腿就走。”

館內展品十分豐富,相比起古陶文明博物館,這裡佈展的“公共性”更強,不光有對科舉制度的全面介紹,很多展品都被放到瞭特殊的背景中,生動真實還原瞭古時場景。在院內一角就還原瞭古代科舉考試貢院裡的號舍,逼仄的空間裡僅有兩塊木板作為桌子和凳子,旁書“為國求材 開科取士”,古時人們科舉考試時的艱辛場景現於眼前;而在另一角,則是最後一次科舉考試張貼出長長皇榜的情景,為瞭便於理解,館長還在跟前貼出現如今高考後學校的張榜作為對比。其中關於科舉作弊的部分讓人印象尤為深刻,巴掌大小的紙張上,密密麻麻寫滿瞭小米粒大小的文字,薄薄的一本,竟放得下41篇范文。姚遠利為瞭警示參觀者,還在旁邊放上瞭不少當代的高科技作弊工具。

“我們館藏的很多東西都比較專業,業內的人士喜歡來看;但我們建博物館是給大眾看的,要讓小學生、中學生來瞭也都能看懂。”在姚遠利看來,好的博物館不光能讓人看懂展品,還能帶給人以思考。平日有朝陽區很多學校組織學生到博物館學習,他都會向參觀的人強調館藏的朱元璋六條訓諭的拓片,“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裡、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在他看來,這些內容在今天仍十分適用,值得讓包括孩子在內的所有人銘記和學習。

除瞭對外的博物館功能外,這裡還是中國匾額文化研究會的籌建處,也是中國匾額學的研究基地。在姚遠利看來,私人博物館要比一些普通的綜合性博物館在特定領域內會更專,也更全。“正是因為出於對特定領域的熱愛才會收藏、研究和保護,其中一小部分才能慢慢發展成博物館。單拿匾額來說,全國民間搞收藏研究的至少有幾十人,這樣的民間小團體,保護和行動都是走在官方機構之前的。”在博物館通過承接收費的團體性活動來維持、改善自身條件的同時,姚遠利也希望政府部門能更清楚認識到私人博物館在收藏、研究和保護方面的重要作用,從而加大對私人博物館的重視和扶持力度。

姚遠利認為匾額是儒學文化的濃縮,但當下中國幾乎沒有文化學者研究匾額,讓更多人關註到匾額、重視匾額文化,這是他辦博物館的初衷。

但因目前私人博物館多處於虧損狀態,有些已經難以維持關停轉賣,還有一部分有其名而無其實,打著博物館的名義在賣東西,這讓姚遠利不禁為私人博物館的命運擔憂。“私人博物館起的作用是拾遺補缺,讓我們的文化資源更豐富,所以肯定需要政府的支持才能維持。但礙於其藏品的私有性,有關部門對它們的保護總是顯得漫不經心。”

姚遠利共收藏瞭600多塊匾額,但現在,博物館的基本維持於他也成問題,他也再無財力去購買、收藏更多匾額。

■專傢觀點

“化私為公”方能永續

客流小、不盈利,這幾乎是私人博物館遇到的普遍問題,但問題遠不止這些。北京晨報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原位於崇文門附近的穆明堂古瓷標本博物館,早已不知所蹤;國子監附近的松齋堂民間雕刻博物館也從去年“十一”開始裝修,讓不少慕名而來的遊客吃瞭閉門羹;電話聯系到大興區的崔永平皮影藝術博物館時,館主憤懣地說道:“宣傳再多有什麼用?不還是沒人來看嗎?”……

在北京民俗學專傢高巍看來,私人博物館的出現源於近些年一些有財力的有識之士增多,他們通過自己的喜好,收集和展示特定的物品。與此同時,政府也在積極鼓勵倡導民間博物館。“東西消失的越快、變化越多,就越會引起人們的留戀之情,所以很多人開始對這些老古董、老物件兒重視起來。其中很多人收藏的是與生活息息相關的老物件,這讓參觀者能夠直接瞭解、體驗歷史,是非常好的一種形式。”

在高巍看來,政府對於私人博物館政策和資金方面的支持還遠遠不夠,還需要有專業人士和科學技術等資源參與和支持,這樣才能更好挖掘、利用具有特色的文化資源。“如此,不同的展館的差異也就出來瞭,觀眾看起來也深入有趣多瞭。”

但在中國博物館協會副理事長方勤認為,“私人博物館”更應該叫“私立博物館”,一字之差,講的便是一個公益化的過程。據他介紹,國外有很多知名博物館都是從私立博物館發展而來,近年來,我國的私立博物館數量增長迅速,但整體來說仍處於一個剛剛起步的狀態,理念和配套設施都很不完善。

“我們現在的情況是,一個人喜歡什麼、收藏什麼,把自己收藏的東西找幾間房子拿出來給大傢看,就稱之為某某博物館。不管是所有花銷還是收的門票,都像是館長一個人的事情。”方勤解釋,在2015年頒佈的《博物館條例》中就對非國有博物館的展覽面積、倉庫等各項內容都做出具體的規定,根據流程取得相應資質的機構才是真正的博物館,王金銘們的陳列室並不在此范圍內。

而除去“博物館”群體中的渾水摸魚的部分,方勤也認為當下的大多數私人博物館都缺乏科學的體系和優秀人才,大多隻是憑借創辦者的好惡和偏好來操作、經營。“大傢通過互聯網或團體接待等方式來增加門票收入,這當然是符合潮流的,但如果要長久存活下去,根本問題應該還是辦館者理念的改變。benz android 汽車影音系統

方勤解釋,如今眾多私人博物館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資金問題,急切需要社會和政府的關註和幫扶,但展館的私人性質和社會化的資助有著明顯沖突。“私人博物館的創辦者更需要將私人藏品公益化的過程,有‘化私為公’的境界,將藏品捐獻給社會或建立理事會等,以此來保障其永續存在。當然,作為政府,也要積極引導和鼓勵私人博物館創辦人理念的轉變。”

■記者手記

別讓私人博物館自生自滅

老物件陳列室占著地利和免費的優勢,來的遊客倒不少,滿足瞭王金銘把老北京的生活方式傳達於眾的願望。但絕大多數的私人博物館並沒有這樣的運氣,走訪過程中,不少私人博物館為減少每年補貼的資金,甚至咬牙定下瞭並不便宜的門票。在東城區東花市北裡的國石館,一張參觀門票的價格高達160元,要知道,聞名於世的故宮旺季門票也不過60元,可想而知,這樣的私人博物館整日門可羅雀。

高門票可能讓這些博物館陷入又一個死循環,門票越高,參觀人數越少,公益性也就隨之降低,甚至背離瞭當初建館的初衷。采訪中,皮影藝術博物館館長崔永平甚至說“宣傳再多有什麼用啊,還不是沒有人來看”,一句大實話道盡瞭私人博物館的辛酸。好東西拿出來對外公開卻沒人看,實在可惜。

我們看到,一些博物館創辦人除瞭將自己收藏多年的藏品拿出來,“貼錢”又“貼人”,有的為之付出大半輩子的心血,在這種情況下,一味要求他們“提升境界”是不是過於苛刻?筆者倒覺得,在門票收入杯水車薪的現實下,政府補貼和扶持對這些“燒錢”的博物館就顯得尤為重要。

如今,各種“博物館”如雨後春筍,兼顧一切似乎不可能,但對於那些有資質、有規格、有價值、有規模的博物館,相關部門能否在制定政策方面多傾斜一點?畢竟這些博物館的存在開闊瞭我們的視野,豐富瞭我們的精神世界,對於我們這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民族來說,我們不希望多少年後,子孫後代隻能在書本或照片上看歷史。在業界普遍艱難的時刻,我們應該搭上一把手,而不是坐視不管,任其自生自滅。

本版文並攝 北京晨報記者 康佳

(北京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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